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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代贵族统治者入主中原，起初致力于巩固其政权统治，康熙年间，政权逐渐巩固，遂留意于历代书画的搜求。

康熙年间内府所积累的一批书画，主要是臣工们的贡献。由于缺乏有眼力的鉴定人才，一些赝品混杂其中，故当时内府书画收藏远比不上民间收藏。民间及士大夫收藏的法书名画大量集中于清内府，是在乾隆朝。乾隆在位60年间致力于访求法书名画，大藏家如安岐收藏的680余件晋、唐及两宋以下的书画名迹，全部进入清内府。嘉庆年间，内府对书画的收集明显下降，民间收藏已为数不多。

清内府所藏书画，至乾隆朝开始进行了3次大规模的鉴定、整理，陆续编成《秘殿珠林》《石渠宝笈》两部大型书画著录书。《秘殿珠林》是清内府藏历代宗教题材书画著录;《石渠宝笈》初编、续编和三编，所录为宗教题材内容以外的历代法书名画，也包括顺治以后帝王的书画。这两部大型著录书前后耗时74年，全书总计255册，被称为我国书画著录史上的旷古巨著。在历代皇家书画收藏与著录书中，只有北宋徽宗内府收藏著录的《宣和书谱》《宣和画谱》能与之相比。

清内府旧藏书画在后世有大量流散。原因之一是皇帝的颁赐。特别在嘉庆时期，皇帝喜将书画颁赐王公、贝勒、大臣，从此清内府所藏开始递减并流出宫外。二是外国入侵者的洗劫、毁坏。英法联军和八国联军的两次掠夺，致使藏于圆明园的历代法书名画200余件被焚。三是末代皇帝溥仪的赏赐与监守自盗。溥仪以各种名义盗取历代法书名画达千余件之巨，1932年搬至长春伪宫时带走的约70箱文物，后遭劫、毁坏、流散。此外，内侍太监们趁火打劫偷盗出宫的书画，也流散到民间。以上仅举其要，与实际损失有很大差距。

长春伪宫佚出的文物，在新中国成立之前，成为国内外藏家争相攫取与购藏的对象，主要是国民党军政大员，以及京津沪地区鉴藏家。此后，有些作品回到祖国怀抱，有些下落不明，流往国外的也数目可观，如见于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品目录的便有430件。

新中国成立之前，东北文管会及东北博物馆也征集入藏了一批流散的法书名画。新中国成立后，中央人民政府极其重视文物的保护和收集，1950年5月24日颁布了《禁止珍贵文物图书出口的暂行办法》，有力堵塞了珍贵文物流失的漏洞。各地文管会、博物馆相继利用有限资金，蒐集各处流散的文物，总计收回《故宫已佚书籍书画目录》书画650件(不包括清代诸帝及臣工书画)。法书名画的聚散，也承载着民族的责任和历史的变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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